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彭錞:法治的细节:枪支暴力是个什么问题?

文章来源:本文来源于澎湃新闻。

  

  5月24日德州尤瓦尔迪市罗布小学枪击案19名儿童和2位教师的尸骨未寒,6月4日费城南街又响起致3人死亡的枪声。根据“枪支暴力档案”网站统计,截止6月10日,美国今年已出现165起群体性枪击事件,死伤者高达450人。OECD国家中,2019年,美国每十万人因枪支暴力致死者高达4.12,加拿大为0.5,英国0.04,日本只有0.02。皮尤中心2021年4月的民意调查显示,高达94%的美国人认为枪支暴力是一个问题,48%的美国人则视其为“一个很大的问题”。

  问题是——枪支暴力,这个美国人眼中“很大的问题”,到底是个什么问题呢?

  这无疑是个法律问题,而且涉及立法、执法和司法各环节。立法层面,据2018年日内瓦国际关系及发展高等学院一份研究统计,美国人口仅占全球5%,但全球拥抢者46%在美国;每100个美国公民拥枪120.5支,高出第二名也门两倍多。这背后众所周知的原因是美国法律对公民持枪管控存在问题。

  事实上,联邦及各州立法应加强还是放松枪支管制,多年来一直是美国政治和法律角力场上争议不衰的主题。2020年的一份实证研究表明,1989-2014年间,造成4名及以上无辜者死亡的群体性枪击事件发生一年内,各州关于枪支管控的立法或修法动议数量平均上升15%。这无疑反映出悲剧所激发的民意压力。但这些立法或修法动议并不总能被通过。

  在那些共和党议员占议会多数的州里,放松枪支管制的立法数量在群体性枪击事件发生后反而会上升。这反映出美国民众对“何为防范枪支暴力恰当办法”的不同理解:根据皮尤调查中心2021年的民意调查,53%的美国公众认为应收紧枪支管理,但也有47%的人主张进一步放松。

  在民意各执一端、政治立场极化的当下,罗布小学枪击案数小时后,美国众议院投票通过提高购买半自动步枪年龄起点、禁止15发以上弹药的弹匣的法案,已是颇为难得。但该法案被参议院通过的前景却不容乐观。执法层面,在美国法律控枪已经相对松弛的背景下,有限的控枪法律实际执行起来仍不尽人意。据美国烟酒枪械爆炸物管理局统计,2016-2020年,全美执法部门共收缴1277439支用于犯罪的枪械,其中有99256支属于非法走私而来。仅2019年,全美各州涉及非法持枪的逮捕就高达15300次。

  司法层面,联邦最高法院如何解释宪法第二修正案向来具有风向标意义。2008年的District of Columbia v. Heller案中,哥伦比亚特区的枪支管理法规定除执法人员以及在该法颁布之前(1976年)就拥有手枪者,其余人一律禁止持有手枪。该案被告Dick Heller因家住犯罪高发区,以自卫为由申请持有手枪,遭拒后向法院起诉。联邦最高法院终以5:4的微弱多数,判决哥伦比亚特区控枪法违反联邦宪法第二修正案,重申了在许多美国人心中神圣的用以反抗暴政的持枪权。

  在一次次群体性枪击事件的最后,约三分之一的行凶者会被击毙或自杀,剩余那三分之二,在27个保留死刑的州将面临死刑,在其他废死的州则会被终身监禁。各州法院的此类裁判从法律推理和先例创设方面难言复杂或新颖,只是藉一个个“普通”的判决守住正义的底线。这样看来,枪支暴力问题首先甚至主要是个法律问题。然而,这世上不只有法律,法律问题并不能穷尽所有问题;世人也不都是法官,司法视角也能不垄断所有视角。所以,除了是个法律问题,枪支暴力还是个什么问题呢?

  在美国人眼里,枪支暴力是一个种族公正问题。据统计,2020年,美国每十万因枪支暴力致死者中,黑人是白人的三倍,在某些州这个差距更大,例如在新泽西州,这个数字是近六倍,伊利诺伊州则是近九倍。15-34岁的男性黑人总数只占美国人口的2%,但占枪支致死者总数的38%。

  关于这些差异,美国流行一种“黑吃黑”的解释,认为黑人更多成为枪支暴力受害者是因为黑人群体内部犯罪率更高。但这与事实不符,因为美国司法部数据显示:1980-2008年间,白人对其他白人的犯罪率与黑人对其他黑人的犯罪率大致相同。更何况美国黑人被警察开枪打死的几率比白人高近三倍;1982-2022年间发生的群体性枪击事件中,白人枪手要比黑人枪手多三倍。

  在此背景下,2015年布鲁金斯学会的一篇评论指出:“枪支暴力是美国种族和不平等恶性循环的一部分,其反映了既存的社会不公,也使年轻黑人,尤其是年轻黑人男性摆脱贫困和暴力困难重重。”

  由此可见,枪支暴力也是一个贫富差距问题。一项对2015年全美48个州13060名枪支暴力死难者的研究指出:代际社会流动性提高能减少25%的枪支凶杀率。而根据2019年的一项经验研究,在美国,基尼指数与枪支凶杀率呈正相关关系——特定县的基尼指数值每增加 4%,枪支凶杀率就会增加约 60%。2021年的一项研究则表明:那些生活在贫困度最高的县的美国年轻人死于枪支的风险,要比生活在贫困度最低的县的美国年轻人高出两倍以上。

  2000-2015年间美国发生的群体性枪击事件中,45%的枪手处于失业状态。正因如此,当今年二月拜登总统与纽约市长、警察局长及其他官员讨论如何有效治理枪支暴力时,众议院议员贾马尔·鲍曼直陈:“为了防止枪支暴力,我们必须解决其根源:贫困、住房和食品匮乏、收入不平等、公共服务缺失、学校和幼儿教育经费不足,以及经常出现的绝望感。

  “除此以外,枪支暴力还是一个性别平等问题。据统计,美国1966年至今的群体性枪击事件中,95.7%的枪手是男性;1982年至今的群体性枪击事件中,男性枪手是女性枪手的四十一倍。对全美2014-2019年群体性枪击案的分析表明:68.2%的案件中,枪手残杀的是家庭成员或伴侣,且都有家暴史。1976-2019年间,美国平均每月有54名女性死于男性伴侣的枪下。2018年的一份调查指出:约有 450 万美国女性曾被伴侣用枪威胁。2021年,美国白宫首次发布《实现性别公平和平等国家计划》。该计划坦承:“亲密伴侣暴力和枪支暴力在美国是一对致命的组合,近一半的女性凶杀案受害者是被现任或前任男伴杀害,非致命性的枪支使用尤其让女性处于危险之中。”

  当然,除了是法律问题、种族问题、贫富问题和性别问题,在美国,枪支暴力还是选举问题(考虑到“全国步枪协会”作为游说团体的巨大影响力)、政治问题(考虑到警察与非裔美国人之间的长期紧张关系)、教育问题(考虑到近一半美国人并不认为控枪是解决枪支暴力的好办法)甚至是体制问题(考虑到美国长期被诟病为军工复合体)。

  这些问题相互交织,甚至互为表里。譬如黑人女性被伴侣枪杀的可能性要比白人女性高两倍——很难说性别和种族在这里谁是标、谁是本。然而,区分标与本或许本不那么重要,因为批评“治标不治本”指向的是要努力治本,而非放弃治标。

  社会成员之间的暴力,在法庭上会被也应被浓缩为犯罪行为与刑法规范之间的映射,那些种族压迫、贫富鸿沟和性别不公等非法律因素由此将很大程度上被选择性忽视。这是司法简化生活事实、节省运行成本之举。但如果将这种不得已而为之的裁剪规定为主导甚至唯一的视角,并把非司法视角贬斥为无事生非或居心叵测,那这即便不是在试图捂盖子、扣帽子、打棒子,也至少会让社会失去一个深度反躬自省的机会。

  二战结束前夕,丘吉尔尝言:“不要浪费一次好的危机”。任何一场令社会震惊的暴力事件,在以下意义上都可视为“一次好的危机”:善良的人们从极少数社会渣滓令人发指的罪行中,照见了自身对邪恶的愤怒,亦窥见了一个社会仍然存在的深层脓疮。仅仅因为白人、富人和男人也可以是暴力个案中的受害人而非加害者,就一笔勾销种种数据反复表明的种族、贫富和性别问题,只能是掩耳盗铃的鸵鸟战术。承认、尊重和运用这些非法律的视角,既非否定暴力行为首先是个法律问题且最终要让罪犯伏法,也不是为了挑起人群对立,而是要呼吁全社会正视实际且长期存在的非法律的系统性问题,如此方能群策群力地化危为机。

  一个社会,若不敢正视自身的结构性矛盾,只愿把视野局限在个案的零敲碎打,甚至生怕有人道破法律问题之外的深层弊病,那其必然是虚伪和虚弱的。丧钟为谁而鸣,这是一个问题。